中国最年轻的团长（中国最年轻的副团）

【我所知道的王佩瑜】

我所知道的王佩瑜

北大法学院的硕士 樊百乐,笔名范秀轩主

2000年中秋节，长安大戏院晚场是应景的名家名段演唱会，里面赫然写着“王佩瑜《击鼓骂曹》”。早就想在台下亲眼一睹“小冬皇”的风采，便早早地买了票，八月十五晚上随便吃了点饭，就跟一个喜欢程派的同学赶去剧场了。

仿佛多年以来的惯例，与中老年名家同台时王佩瑜总是唱开场。那天由于亲临现场比较兴奋，所以后来只记得她状态一如既往地好，嗓音一如既往地充沛嘹亮，唱“张良进履在圯桥”时的“圯”字切得很准确，其他就一概不晓了。看着偶像一到后台，仿佛来时激动的劲头在开场十分钟后就消退了一大半。中途离开剧场到长安二楼转悠，发现王佩瑜正在茶座里喝可乐。我托人介绍上前打招呼，坐下来聊了一会，她送我一张名片，合了个影就告辞了。现在想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因为这就是我们成为莫逆之交的肇端。

我从小听戏偏爱余叔岩，1995年开始在电视上听王佩瑜，记得电视上经常放她的三段戏。一个是她当时最负盛名的《文昭关》，“一轮明月”唱“十三一”，不管大家接受不接受，但知名度挺高的。一个是有一次《九州戏苑》中的《捉放宿店》，一个是与孙正阳老师合作的《乌盆记》。当时的印象非常好。尤其是《文昭关》，觉得她扮相很清秀，嗓音清澈并且醉人。她这出戏有几个腔跟杨派不同，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例如“俺伍员好一似丧家犬”的“好”走滑音，“鸡鸣犬吠”的“鸡鸣”翻高，都是不大常见的处理方式。《捉放》和《乌盆》的扮相还是那样清俊，但唱腔的记忆不是很清晰了，就记得唱法很简练，节奏很紧凑，一点不觉得慢板的拖沓。不过遗憾的是她这几出戏后来似乎很少上演了。

认识佩瑜之后，我们经常通信打电话，在最初的两年里，几乎她来北京的每一场演出我都看了。记得2000年冬天有一天晚上我们俩从刘曾复先生家回来在地铁上聊天，她说她们学校要选派她参加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评比展演，问我是唱《搜孤》好还是《捉放》好。我当时说不如唱《搜孤》，因为孟小冬这出最红。但她有自己的见解，认为目前自己快要出科了，不能满足于“小某某”之类以摹仿著称的荣誉，必须展示一下真正的实力。后来证明她是正确的。2001年元旦后不久的一个周日下午，她在长安以《捉放曹》参赛。第二天我刑法期末考试，但礼拜天还是兴致勃勃地去了。比赛时间限制在二十分钟，所以戏码掐头去尾，不过还是很精彩的。从杀庄后陈曹二人快长锤上场开始，到宿店“放虎归山又把人抓”完，后面的散板都马掉了。上师大为这次参赛没少花力气，新制的宝蓝褶子和黑方巾，特别精神。佩瑜上场很“余派”，直接快长锤里打马上来了，没加丝边什么的俗套。“陈宫心中似刀铡”的反西皮散板唱得很有味，但似乎有点拖沓，不如她磁带里的境界高。但极其值得称道的是曹操杀吕之后的几句散板，唱得太整了。一般人唱也知道要催快，所以打个快纽丝，顶多把散板过门加进锣鼓里，但还是显着松懈。佩瑜这点处理经过真传授和研究，几乎锣鼓、过门、起唱同时进行，嘎调翻得又高又不拖沓，现场的紧张气氛一下就烘托出来了。这几句还有个难点就是“一家大小丧剑下”的哭头里面的夹锣，前面几句唱得再紧凑，一等这个锣鼓也折了。而佩瑜则是“一家呀”一锣、“大小”一锣，“丧剑”的拖腔里夹锣，“下”字和“老丈啊”水到渠成一泻千里，显得十分不俗。后面的“听他言”就轻车熟路了，但她和琴师陈平一参考余孟二人的录音，仔细研究了这段戏的过门、垫头和尺寸，真正做到了严丝合缝，跟一般唱法相比高下立见。宿店的三眼尺寸较快，看得出是追摹孟小冬的吊嗓录音。整场戏节奏把握得很好，行云流水一样，有“催着人听戏”的快感，回味无穷。

这次比赛王佩瑜获得一等奖，奠定了她由“童伶”向一个成熟演员嬗变的坚实基础。而同年五月举办的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则更加无疑使“王佩瑜”三个字深入人心。这次她拿出了杀手锏《搜孤救孤》，从公堂起到法场止。这出戏本身的妙处就无庸赘言了，经过孟小冬等名家的演绎更是精彩绝伦的经典剧目。相对来说，王佩瑜的这出戏我听的次数多一些，尤其是在各种演唱会上经常“白虎大堂”一番。但平心而论，那次是我看的最完美的一次。一来是与琴师鼓佬多次排练磨合，更重要的是作为唱念完整的折子戏，演员和观众都很容易进入状态，一气呵成，畅快淋漓。这次比赛王佩瑜大出风头，不但总分位居各行当参赛演员之首，而且重作冯妇，把小时侯擅长的评弹露了一手。一曲《情探》使得多年以后还经常有人问她那身红色晚礼服是在哪买的。

想来2001年是我看佩瑜戏最多也是她艺术上进步最大的一年。五月的电视大赛后不久，她跟我打电话说，我快毕业了，要学出新的，你知道我近来在学什么吗？《打棍出箱》！我一听当然很兴奋，想跟她聊两句，谁知道她说我还没看过这出戏呢。一个月以后，她在上海天蟾舞台办了专场，除了清唱许多名段之外，大轴和寇春华老师演出全部《琼林宴》，可圈可点，她的冰雪聪明和心胸也可见一斑了。随后，她这出戏在北京毕业又演了两次，我都去听了。想来这种情节简单、程式繁复的戏不大会吸引人，但当时我请一个不爱听戏的同学去看的时候她居然赞不绝口，可见，真正的艺术自有它的魅力所在。

尽管有一些前辈并不认为她这出戏尽善尽美，但我始终有一个想法，就是这出戏的公演是王佩瑜近五年来艺术方面的里程碑之一。一来，这是她毕业前学的最后一出戏，并且频繁上演，赢得了很大的知名度和好平。二来，这出戏唱、念、做都很吃工，是王佩瑜艺术水平的一次全面展示。再者，这是谭派、余派的经典名作，传承有绪，并且多年以来鲜见于舞台，这也能看出王佩瑜致力于弘扬骨子老戏的决心，所以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本身。

那年夏天，佩瑜和她的同学一行到北京举行毕业公演，戏码非常硬。第一天日夜两场，下午她的《二进宫》，晚上折子戏专场，她唱了《法场换子》和《玉堂春》的蓝袍。第二天、第三天夜场分别是《赵氏孤儿》和《琼林宴》。这三天我从头到尾都看了。认为其中最好的一出就是《二进宫》。这出戏可以说难也可以说不难。如果没有嗓子，想必一场下来支绌竭蹶，断是使人不胜其烦的，所以一般人对之视为畏途。但如果天赋佳喉，这么多句唱确是解渴的上选。况且它没有复杂的人物心理以及戏剧冲突，基本上纯粹是卖唱工，老谭早年曾以“活人不唱死戏”为由不屑为之，所以又可以说是简单的。而这出戏和《坐宫》一样，几乎成了每次大小晚会、各种票友登台的必备剧目，简直臭了街了，唱家不计其数，稍微会唱的也都能来几句，所以要想脱颖而出入大家的法眼又是有难度的了。难能可贵的是，佩瑜这出戏唱得很脱俗别致，并没有使大家有生厌之感。这出戏孟小冬有全出说戏录音，佩瑜既以余派标榜，当时座中许多余孟拥趸都是“盘道”来的。佩瑜完全按照范本演绎，神完气足不说，词句腔调还多有独到之处。除了众所周知的“渔樵耕读、四季花名”外，“用手接过龙一条”中“用手”高唱收腔走低，显得很摇曳。而“趁此机会生计巧”不走滑音避免了与后面“全仗你”的“你”字的重复，确是大家路数。《琼林宴》非常轰动，当晚朱家溍先生也为座上客。觉得她的《问樵》最好，圆场、下摆都很边式，与寇老师四门斗做双身段也无懈可击。闹府和出箱稍弱，尤其是出箱恐怕是考虑到重复的身段和唱腔太多，加了一些花腔和花活，反而有些影响整体效果。说来好笑，最喜欢余派的我看佩瑜演出次数最多的戏却是《赵氏孤儿》。2001年是马连良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那年阴差阳错居然看了七次《赵氏孤儿》，其中四次都是佩瑜演的。总得来说，觉得她唱这出不大对工。一来是她夙以《搜孤》闻名，大家听她这出时不免都要引起以余派标准而规范之的联想。此外，这出戏同场对唱太多，不便于换调门，她需要多次迁就其他演员降调演唱，音色比较晦暗。再者，后半出中程婴的沧桑、悲愤都是佩瑜这个年龄和这种性格的演员很难诠释到位的。所以，我并不是特别欣赏她的这一出。

和《文昭关》一样，《法场换子》似乎也属于“少儿王佩瑜”时代的作品，当年屡唱不衰，现在则束之高阁。这段反二黄是余叔岩创造精神的集大成者，里面许多腔调都与早期余派风格大异其趣。不过这出戏也是非好嗓音者不能胜任。佩瑜的这一段是很出彩的，不过估计更出彩的是她的琴师陈平一。平常拉十八张半矜持拘谨，这次可以大显身手了。

毕业后佩瑜的事业有三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她竞争上岗就任上海京剧院一团团长，成为上京最年轻的团长，当时各界媒体很是宣扬了一阵。二是她进入了第三届中国京剧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三是她于2004年成立王佩瑜工作室，正式挑班成了“瑜老板”。尽管研究生班时至今日，已由于其过于注重理论忽略新剧目尤其是老戏的学习而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作为京剧在所谓学术方面的标榜，仍如告朔饩羊，年年例行公事地招收新人。佩瑜选择加入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这毕竟标志着她向融入主流京剧名演员的方向又迈上了一个台阶，至少获得了一张或许实际意义并不大但却很必要的通行证。正如目下春节联欢晚会近乎千夫所指，但企望一夜成名的演员仍旧为能在上面露一小脸而趋之若骛一样，作为演员，如果想成名角，必须理智地把握自己的前途。徒然仗着酒香，巷子不深也很快湮没无闻了。

她很早以前就跟我说过，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王佩瑜剧团”，像过去一样名角挑班，四处跑码头。作为年轻人，我和她都深切体会到现存体制对演员乃至京剧艺术的禁锢，但在市场暗淡的情况下，独闯江湖又谈何容易？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终归是可敬的，她今天迈出了这一步，并且没有跌倒，也许明天就会有千百个人循着她的脚印继续探索。京剧放归市场是大势所趋，走自己的路吧，我祝福她。

经常有人问我，王佩瑜是个怎样的人？像了解了任何人所会作出的评价一样，我会说：“她是个复杂的人。”她虽说不是名震寰宇，但多少也是个名角了，再加上比较沉稳，很多人都有点怵，甚至有各种不实的诋毁。“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其实遇见知心的朋友，她开朗而且随和，但又不狎近，极有分寸感，让人觉得“与君子交，不过如此”。

我们属于相见恨晚型的，当初就凭着在剧场一次唐突的晤面，发现十分投缘，便不断书信联系。她每次来京我们都要畅谈一番，尤其对于余派更是聊不完的话头。她确实是个聪明人，对于艺术原则的把握，她有着惊人的高明见解。她理解余派，热爱余派，并且追求余派，“信而好古”，这一点甚至许多老演员都难以企及。这当然也有赖于多位业内外名师的教诲，但她的领悟力和艺术品位不能不说是与生俱来的。

对于艺术王佩瑜很保守，但思想却并不落后。她多次谈过她对京剧市场的看法，认为凭借多方努力完全可以发掘，并且自从加入剧团开始就不断地进行各种成功或者不太成功的尝试，朝气蓬勃。

佩瑜书法好已为许多人熟知，我们恰好除了京剧还有些其他的共同爱好。她私下喜欢打斯诺克台球，我也非常喜欢，所以在我本科阶段每个周末与她上网聊天的相当部分时间都是在讨论台球。她喜欢爱尔兰的肯?达赫迪，而我则崇拜苏格兰的斯蒂芬?亨得利。我们还都喜欢看电影，看到什么好片都会相互推荐。此外，我们都为张国荣的忧郁气质所吸引。记得2001年才认识她时，第一次打电话给她她不在，寝室同学告诉我她去听张国荣的演唱会了。2003年是多事之秋，北京非典疫情正是山雨欲来，四月一日传来了张国荣辞世的噩耗，我们在各自凄惶封闭的空间里，用手机短信互相安慰。

但凡幼年从艺的京剧演员，由于长期圈内的熏炙，大都比较开朗精明，王佩瑜也不例外，但她身上很少有一些演员的油滑和市侩习气。她在担任团长以前，待人接物已十分得体，成了一团之长后谈话时更是有一种指挥若定的气度，非常真诚但不说错话，确非一日之功。她很有主见。在作出一项决断时往往会听取旁人尤其是外行的意见，能够尊重地倾听，然后自己拿主意，并且往往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她对待旁人很有亲和力，甚至有时带着一丝狡黠。比如我母亲仅仅和她吃过一顿饭，但一与我谈及她便对其平易随和赞不绝口。还有一次我们俩在必胜客吃比萨，她透过玻璃窗看见外面有个乞丐，便让侍者拿一张锡箔纸包起半块自己出去送给他了，还和他逗了逗趣。这些都不会使别人和好的意见对王佩瑜敬而远之。同时，她又不懦弱，对于不满意的人和事针锋相对毫不客气。恩威并施，真是一个“老板”。

跟佩瑜认识五年了，听她的戏也有十年了，所以颇值得在这个时刻写点什么。五年来我能够从一个“粉丝”成为她的知心朋友，也是人生一大幸事。佩瑜艺事精进，并且敏而好学，前途不可限量，“瑜党”自然欢欣鼓舞。或许是她面庞清秀衣着潇洒谈吐不凡，也或许后人着力强调推崇的余派的“书卷气”，人们总喜欢称之为“学者型演员”，更有好事者为其冠以“儒伶”之号，其实这都未免是对佩瑜以及余派的误读。余叔岩唱戏实际上也并不咬文嚼字，他有些名士派，又有些假道学。而王佩瑜虽然比一般演员沉静温文，但她既没有学者渊薮古奥的知识，更没有所谓学者的幼稚和酸腐。她的豁达老练，她的任侠果敢，甚至她身上一点点的江湖气，又岂是一个“儒”字了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佩瑜做戏为人无不追求中正平和，又不刻意泥古。这才是真余派。

还有一篇应该更早一些。

王佩瑜印象

星期二晚上快十一点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水底鱼兄，说我想写一篇关于王佩瑜的文章咱们聊聊吧，鱼兄说那好吧。于是我们就开始海阔天空地侃，说余叔岩说孟小冬说脑后音说三级韵说王佩瑜的艺术说京剧的未来。漆黑的寝室静悄悄的，只有我们用压低的声音嗫嚅着交谈，仿佛长生殿阶前闲话开天盛世的白头宫女。鱼兄感冒了，说话有点吃力，很秀气地咳嗽几声，用一如往常的幽细的声音总结似的说："咳，梅余杨的盛时风光不再了．"我唯唯地应诺几声说鱼兄您可得注意身体呀那么您歇着吧然后就挂上了电话。摸着黑爬到上铺躺下，觉得那篇文章一点头绪也没有，倒是心里凭添了一分悲从中来的倦意．

我也不知为什么会喜欢京剧。其实一切空灵幽雅的东西我都喜欢。我喜欢姜夔的词喜欢余叔岩孟小冬的京戏喜欢刘宝全的大鼓，喜欢"冷香飞上诗句"的清空，喜欢"一轮明月照窗下"的淡远。余生也晚，无缘一睹大师们在红氍毹上的风采，只能从亘古传留的唱片里追寻先贤的吉光片羽。夜阑更深的时候，我总是插上耳机，听嘈嘈的杂音里传来那个报幕人低沉而熟稔的声音："百代公司约请谭鑫培老板唱《卖马》。"一曲终了，浮躁的灵魂感到些许被安抚的快慰，当然也少不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落寞和自己终究未能免俗的悲哀。

今日的京剧始终透着一派无法掩饰的商业化的俗媚。有条件要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媚。所以很感激皮黄跟红豆给我们这帮遗老遗少腾出这么一块地方，用彼此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和钻针唱片里模糊的音响拼凑着那个歌舞升平的年代的支离的印象．

刘老说余派艺术就像中山公园里的金鱼，对生存条件十分挑剔，放什么草，喂什么食，什么时候换水，什么时候遮阴，都由专门的把式悉心伺候着。所以它终究只能是文人雅士的玩物。余孟二人衣食无忧自然可以苦心孤诣地精雕细琢，像杨宝森那样"董道而不豫，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又有几人？京剧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让当今的名角尽洗铅华力追先古之遗风恐怕只能是一种苛求抑或是奢望了。

我听王佩瑜是五年前的事。一个小姑娘，很清秀的扮相，字正腔圆地唱《文昭关》。我当时上初中，只觉得很好听，并不知日后那桩关于所谓"十三一"的公案。在尚不知唱腔韵味为何物的懵懂少年时代，倒是她的声音在我耳鼓中拓下了最初的余派的印象。

齐如山先生说够得上名角须有六个条件，至今我却只记得扮相和嗓音两条了。王佩瑜的扮相够得上一个"秀"字。《坐宫》的六郎，眉心和眼睑略施红彩，跟金丝团龙红蟒相映，透着一股雍容娴静的气质。《乌盆记》的刘世昌是鬼魂，不能敷胭脂，头上罩着黑网子，很多人都显得面目惨白惨白的，她却于哀凄之中别饶一番素雅清逸的韵致。大抵这就叫"祖师爷赏饭吃"罢。

王佩瑜的嗓音条件很不错，清刚明澈，除却女老生无法避免的些微的雌音外，与余先生的盛年很有几分似处。她的衣齐辙很好。每当我和室友听她《捉放行路》"我自己做差"一句的"己"字时都总是要禁不住击节称叹的。她音乐的感觉很好。一次去梨园书店，老板放她的《法场换子》的反二黄给我听，觉得她不但嗓音高亮，气力充沛，抑扬顿挫也处理得很精到。一个小姑娘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坛子里对她下的"冰雪聪明"的四字按语绝非谬奖。她的唱法也很规矩。今人唱"这时候我只得暂且忍耐在心下"的"得"字的转腔时总喜欢闪一板，她却永远照余叔岩的原唱连着唱下来。现在唱"放虎归山又把人抓"的收腔时习惯停一下，胡琴先响，徐徐引出最后那个拖腔，她则每次都一口气唱完。现在时兴唱慢板第一句时把尺寸扳下来，宁可把腔唱折了也要要下一个满堂好，她则始终都不瘟不火地以一棵菜的精神对待每一句腔，显得古拙得可爱。在这个高雅的京剧艺术都不免沾染俗靡浮华之气的时代，有这样不务花哨而以大方、简练独树一帜的演员，也足以令我这个因循守旧、不时发思古之幽情的老派戏迷倍感欣慰了。

恐怕所有理性的选择都令人无法接受。京剧赖以生存的土壤日渐凋萎，人们再也不愿在丝竹之中寻找放飞心灵的驿站。面对京剧舞罢歌阑的残景，我却无法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个事实。据说老谭死后，人们称听余叔岩为"吞土皮"。大抵是说没有烟土可抽时只好嚼土皮过瘾。时过境迁，余氏已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圭臬，而正如陈云君先生所说，这种艺术也在其最为绚烂之时连同其母体京剧--抑或按红豆的说法："旧京剧"--一起走向了生命的终结。"满城争说叫天儿"的盛景已如过眼烟云，在某个云淡风轻的午后，当我等独自沉醉于十八张半的余韵时却只能无奈地忍受独怆然而涕下的凄清。我想，这大抵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激赏王佩瑜的缘故吧。中秋节那天晚上，我去长安看京剧名段演唱会，开场即是王佩瑜的《击鼓骂曹》，十分钟不到她就下场了。我对身旁一女生说："我一半票钱已经没了。"她对我莞尔一笑。其实我知道王佩瑜终归是个凡人，有人对她有着这样那样的意见，她的录音中也可以找出这样那样的败笔，但我却依旧宁愿一如既往地欣赏她。因为从她的声音中我总是能够享受片刻"吞土皮"的快感，在晦暝之中看到回光返照的些微的希望，在这个缺乏纯朴缺乏完美缺乏一切高雅率真的东西的时代找到精神的寄托。也许许多年后，我终于无法摆脱俗世的羁勒，而京剧也终于成为舞榭歌台之上的鲁殿灵光，回首望去，才发现王佩瑜余叔岩乃至京戏都不过是我远避尘嚣寄情风雅的日子里缥缈的梦臆。可是即便如此，那也将永远是我生命中流光溢彩的段落。

2000年11月7日下午 于京中陋室呵冻而作

谢谢原作者分享。

图片来自王佩瑜老师的官方粉丝团（爱上瑜氏音配图）2021年12月26日。

47岁成为最年轻大将的人，写了哪首让人动容的绝笔诗？

“战场驱虎豹，苦千辛胆不寒。只是为了人民的解放，等待是很难的。”这是许光达将军的最后一首诗。诗人赵朴初读完之后泪流满面。这首诗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特殊十年里写的，他一直相信人民会做出公平的结论。1977年，在他去世八年后，他得到了期待已久的公平待遇。

关于许光达将军有太多的故事可写了。1932年至1942年，他在红军和抗日战争服役期间，有10年没有参加一线战争。终于在1955年，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开国将领之一(年仅47岁)。不得不说，他是开国将领中最大的黑马。

在开国将领中，很少有上过黄埔军事学院并在苏联，学习过的将领，许光达就是其中之一。

许光达， 1908年出生于长沙县，湖南省，出生于贫困之中。他早年尽全力读了几年私塾，1921年又去了长沙师范大学，奠定了他的人生基础。当时长沙的革命思潮大行其道，许光达也在这种革命思潮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找到了自己余生的奋斗方向。

1925年加入我党，第二年被组织任命进入黄埔军事学院第五炮兵师。就这样，在寒窗苦读10年后，他终于走上了爱国主义的革命道路。

毕业后成为四军旗下的见习排长。南昌起义，爆发后，许光达想参加起义。当他一个人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后来他在中间赶上了他，担任第25师的排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25师的老师周士第，被授予将军军衔，但他的一个排长最终成为了将军，这是非常戏剧性的。

许光达的两次重伤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加入起义部队后不久，在三河大坝战役中，他是起义部队的连长，因受重伤不得不离开部队。受伤后，他找不到任何部队。经过几次波折，1929年9月，他去鄂西，革命基地加入了贺老板的军队，并成为他指挥下的一名专家。

不久，他的军事才能被贺老板发现了。1930年，红二军团成立，贺博斯担任总指挥，红三军和红六军归他管辖。许光达晋升为红六军第十七师师长。在升职后的第一场战斗中，他受到了贺老板的高度赞扬。

当时，在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该组织的最高领导人误判形势，主张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以我军当时的实力，根本没有实力打大城市。红二军团奉命配合红军和红三军团进攻长沙，但伤亡惨重，最终被迫退出战斗。

在撤退的路上，他们在杨林寺被敌人的三路部队围困。在关键时刻，许光达率领第17师抵抗了敌人三路部队的炮火。17师与敌浴血奋战两天两夜，伤亡过半，最终实现了团总部的安全撤离。战后，贺的老板说：“这次，许光达救了我们。”1932年，红三军团缩小到红三军，然后缩小到五个主要团，许光达是25个团的团长。

因为，从老师到校长，他没有任何怨言。1月，红军集结在瓦庙集线，与敌主力2万余人进行阵地战。在这场战争中，我军伤了两千多人，为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个战略要地相继失守。

在战斗中，许光达的胸部被子弹穿透，子弹和心脏的距离只有10厘米。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他在贺老板的照顾下被送到上海治疗，然后被转移到苏联，在那里他也可以学习。组织这个决定改变了许光达未来的生活。

从小就渴望学习的许光达，得到了这样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伤势痊愈后，立即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汽车、坦克、火炮等军事技术。这为他后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奠定了基础。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急于回国参加抗战。回国后的前五年，没有直接分配到一线战场。而是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的培养部长，后来担任教育局长。

他也很理解组织安排。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这时，许光达不能呆在学校里，他必须要求在前线作战。最后，1942年5月，他再次被派往前线，担任北军区，晋西，第二师师长，兼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二旅旅长，回到贺指挥

然而，当时晋西北部的抗日环境非常恶劣。敌人在不断缩小和扫荡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在占领区进行“青香运动”，对我军实行经济封锁，一点一点蚕食抗日根据地。

但是，在许光达，的领导下，大规模地开展了游击战争，把敌人一点一点地赶出了抗日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日伪对晋西北部根据地的封锁，取得了抗战的主动权。

1946年11月，晋遂野战军成立，许光达任晋遂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奉命南下作战。1947年，第三纵队奉命西进黄河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并被纳入彭boss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建制。

战斗中，许光达对部下说：“如果中央出了什么事，我三个纵队的官兵都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这场战争在西北野战军的英勇斗争下，在短短一天内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战后，周总理说：“贡献！”

1949年12月，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的许光达，受命组建装甲兵，担任装甲兵司令兼政委。1945年12月，我军成立第一坦克旅。到1950年，全国只有两个战车师和一个战车团。全军只有一万二千多名官兵，只有五百四十三辆坦克，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太少了。然而，在许光达，的领导下，装甲部队迅速壮大。四个月，坦克师、坦克团、坦克训练基地、修理厂和坦克学校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同时，大量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中国装甲部队初具规模。

在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装甲部队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并在最初尽最大努力时发挥了国家威望。称他为“中国''.装甲兵之父”并不夸张

1955年，是激动人心的一年。中国第一次实行等级制度，对解放战争南征北战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授予爵位。作为红军的代表人物，许光达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被授予将军军衔。

但许光达更担心的是，他写了一份申请，要求降级至军委和董事长；说他从1925年参加革命，成绩平平，1932年到1937年在苏联。

红军最困难的时期，同志们浴血奋战，学习干净。在革命事业中，他们没有为人民做出任何贡献。为了安心和正义，他被授予将军军衔。

然后，主席看了他的申请，深感欣慰。在军委会议上，他高举许光达降题书说：“这是一面镜子！”并称赞：“500年前，徐达二将军在平西，度过了他的一生，500年后，许光达将军几次放弃他的头衔，使世界变得明智……”。

最后，通过军委和主席的一致决定，他被授予将军军衔。相对来说，许光达比一些资历老的将军要低一些，但作为红二方面军幸存的将军，他是最有资格的代表，所以被特别授予将军。

后来我军废除了军衔制度，改为国家行政级别。按照许光达的级别，他应该是行政四级，但他提议降职。最后在他的再三要求下，给了他行政5级，10个将军中只有他一个，其他都是4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特殊十年里，许，将军遭遇了厄运，但他始终相信人民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在此期间，他写了第一首诗，并于1969年6月3日去世，享年61岁。

红军战史上最年轻的军团长是谁

寻淮洲，当军团长时只有21岁，是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团长。

寻淮洲（1912—1934），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排长、连长，红1军团第12军34师营长、团长。1930年11月，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部队坚守龙冈主峰，打退敌人18次进攻，保障了整个反“围剿”作战顺利进行，并在组织部队打扫战场时活捉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后被任命为红12军35师师长。随后，他率部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屡建战功。1932年12月任红21军军长。1933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他率部牵制国民党军几个师的兵力，保证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取得黄陂、东陂战役的胜利，获中央军委特别嘉奖。1933年10月，被任命为红7军团军团长，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1934年12月14日，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不幸腹部中弹，壮烈牺牲。

中国现在最年轻的团长

这个不清楚，现在文官讲学历的，年轻的大有人在.

还有就是文工团的，级别都很高，

比如中国男篮队员 “刘玉栋”，他是师长，人称刘师长；还有宋祖英之类的。

虽然没有实权，只是个称号，但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

我只知道江苏有个不到30岁的人，当上了省团中央书记，媒体称之为“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

万毅的人物生平

1907年8月8日生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四十里铺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随父母移居金州县城，先后入金州公学堂、私塾读书3年。早年曾在大连市钱庄当店员，后在奉天省财政厅当雇员。1925年春考入东北军陆军军士教导队第4期步兵科（队长是张学良）学习。

1926年起任张学良副官处少尉副官、沈阳北大营军械官。

1929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

1930年6月，万毅在东北陆军讲武堂以名列该期学员考核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张学良奖给的怀表一块、指挥刀一把。东北易帜，张学良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随同去南京，任少校团副、少校营长、中校团副。

1935年随军转战陕甘地区，任东北军3旅7团代团长。不久，被任命为联络参谋。结识中共组织派赴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的刘澜波等人，开始了解工农革命道理，同情中共革命主张。

1936年1月起任东北军第109师第627团中校团长（当时29岁，是东北军最年轻的团长），同年加入抗日同志会，11月参加革命工作，任第627团的抗日青年团荣誉团长，支持和掩护中共党员在该团秘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西安事变”中，万毅率部向渭南前线开进，准备抵御国民党进攻西安的军队。后因发表“张学良把蒋介石扣留，又亲自送回去，他这个事情做得不对，未免太重义气了”的言论，被缪澄流扣押，

1937年2月被反动势力逮捕入狱。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获释后任东北军第57军（军长缪澄流）

第112师第672团上校团长，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全团战没，只身幸免。1938年1月任东北军第112师第334旅第667团上校团长。

同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1938年，从5月至7月，东北军第57军第112师第667团在孙家山进行了阵地防御和反突击战。并与第672团一起进行了大桅尖战斗。两次战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极大打击，阵地失而复得，保卫了连云港，使港城免受了日军的涂炭。（连云港保卫战）

1940年初任东北军第57军第111师第333旅代旅长。同年9月与师长常恩多（是位具有爱国心和十分同情共产党的领导人）发动针对与日军勾结的57军军长缪澄流的“九·二二”锄奸运动，将反共和勾结日军的军长缪澄流赶出部队。

1941年2月17日被东北军中的反动分子一一一师顽固派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逮捕，关在鲁苏战区监狱。

1942年8月在蒋介石密令处决的前夕，从监禁地逃出，进入滨海抗日民主根据地，找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旋即被派回东北军，组织领导、改造脱离脱离反动派控制的第111师官兵，与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任新111师副师长、师长。

1944年10月20日，奉山东军区命令，新111师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支队长。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此时，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仅仅几年时间）。

同年9月奉命率东北挺进纵队2支队（由胶东军区特务营和滨海、鲁中军区3个连组成，有1200人，万毅任纵队司令员）进军东北。

同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山东军区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至1946年1月）。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中共吉林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46年1月至7月任中共吉辽省委员会领导成员。1月至8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吉辽（辽满）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到1945年底，东北挺进纵队发展到14000人，整编为第7纵队）司令员。

同年2月至5月任中共吉辽省委员会辽北分省委员会委员、吉辽（辽满）军区辽北军区司令员。

同年5月至7月任中共吉辽省委员会辽北省分委员会委员。

同年7月至1947年5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务委员、吉林军区副司令员。

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1、第2师和东北联军第7纵队部分部队，在吉林敦化地区合编组成，以第7纵队领导机关为其领导机关）司令员（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任副司令员，周赤萍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47年5月至12月改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名将李天佑出任第1纵队司令员）。8月至12月任党委书记。

1946年8月至10月任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委员。

同年10月至1949年8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48年1月至3月任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3月至11月任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辽东军区独立1、2、3师组建）司令员、党委书记。11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42军（第5纵队改称）首任军长、党委书记。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攻占四平、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等战役战斗。1949年4月至12月任第四野战军（同年4月起兼华中军区）特种兵司令员、党委书记。

1949年5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1月至1951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党委书记（至1950年5月）。

1950年4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5月至10月任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司令员、党委书记。

1950年10月至1952年7月任中国人民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边防军炮兵主任（至1951年2月）

1950年12月至1951年5月任炮兵党委委员。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种兵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第一、二次战役。

1951年4月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党委书记。同月至1952年7月兼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党委书记。

1952年8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53年9月至1959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

1954年4月至1959年9月任部党委书记。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获得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58年5月任国防部第五部部长，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

9月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参与核试验场的空中勘察选址工作，并向中央军委领导呈送核试验场编制草案获得批准。

1959年4月至11月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5月至11月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机关党委书记。同年9月庐山会议后因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销党内外职务（1979年平反）。1960年4月被迫离开部队，下放陕西劳动，5月起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1960年11月至1966年3月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

1966年3月起任陕西省农林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迫害。

1967年11月至1973年11月被关押6年，患青光眼得不到治疗。

1969年左眼失明。

1973年11月被释放，右眼视力仅为0.08。

1977年10月至1982年任中国人民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

1978年3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9年11月至1980年11月中国人民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1982年9月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5年9月辞去中顾委委员职务。

1985年7月起按正大军区职待遇。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他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97年10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著有《在庐山会议上》、《万毅将军回忆录》。